四十歲前，張岱的生活周旋在讀書與享樂兩端之間，但對張岱而言，這樣說也許不算恰當，因為做學問一樣是其樂無窮。的確，縱然鎮日苦讀卻多年不成，然而實實在在的讀書、反覆思索與記憶，卻讓他不得不認為能與歷代宗師為伍，本身就是無上榮耀。對張岱來說，歷代偉大的史家、詩人、文論家從不曾逝去，他們立下的標準經常是無人能及，光是要追上他們，就令人思之振奮了。

明朝滅亡時，張岱四十八歲，爾後他得去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讓他活得多姿多采的輝煌明朝，被各種競逐的殘暴、野心、絕望、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終。他反覆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霧籠罩的路徑，於眼前重現，諸多遺忘的嘈嘈低語，也咆哮四起。張岱喪失了家園與安逸的生活，書卷與親朋好友也已四散，如今他後半輩子的任務， 就是要重塑、撐起毀壞前的世界。面對滿洲異族的統治，他已垂垂老矣，無力起而反抗，也無法再長年流離，於是他選擇賃居在名噪一時的名園「快園」，日子必須重新開始。

張岱的一生，就在崇禎十七年發生驚天動地的轉折：他早年撰述明史的夢想不得不面對冷酷現實，轉為闡釋王朝敗因。滿清問鼎中原，隨之兵禍不斷、烽煙四起，張岱在山僧的掩護下，輾轉避居南方山廟之間。張岱自言在那段浮萍飄零的歲月，還是隨身攜帶卷帙浩繁的明史手稿。這或許是實情，總之張岱約在一六七○年代完成了這部巨製。現存的手稿影本顯示，當時這部書已可刊刻印行，不過整部著述到一九九○年代才在中國問世，這使張岱並非以史書留名，反倒因簡短、警句式散文這種迥別的文體享有盛譽。…

史景遷，1936年出生於英國，是目前西方世界當紅的中國近代史學權威，也是一位暢銷的歷史小說作家，每本新書只要一出版上架，便是洛陽紙貴，魅力非常，其《天安門》一書曾獲《洛杉磯時報》歷史書獎，並被列入《紐約時報》年度最佳非小說之一。

史景遷原籍英國，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卅餘年後退休，因他對中國近代史非常有興趣，是故替自己取了個非常有意義的中文名字：「史」除了暗合他的姓氏「Spence」的音譯之外，也表明自己史學家的身分；而「景遷」的意思，則代表他非常景仰中國的史學大師司馬遷。

．長年翻譯史景遷著作的溫洽溢曾觀察到史景遷作品的一項特徵：「異質文化之間的互動融匯與內在張力一直以來就是史景遷著述的主題，學貫中西的史氏，每能透過奇絕的敘事佈局和斐然文采，讓筆下的歷史人物躍然紙上，耕耘出滿漢、東西文化交錯的吉光片羽。」

比如，大凡相較弱勢的文化體，在面對優勢的文化體時，其反應不外乎「調適」。例如，滿清雖以優勢的武力征服中國與西藏，但還是必須在文化政策上適應強勢的儒家、藏傳佛教文化。同理，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時代歐洲的天文技術優於中國，但在整體文化展現方面，還是落後於中國，所以必須採取調適的傳教策略。這種文化力量的對比是與伯駕以降人物所面對的中、西環境不同的。

．中研院院士、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許倬雲也曾這麼形容史景遷：『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史景遷當然不曾寫過這麼一本「電話簿當代史」，但是從許倬雲教授的比喻中，不難了解史景遷說故事的功力是如何高超。』

而這種說故事的能力，乃是成為優秀史學家的必要條件之一，也往往是一種天分，而史景遷就有這種本事，能埋首在故紙堆裡細心排比資料，但也能跳脫到宏觀的角度，從世界的大格局來觀照中國歷史，兼顧考證、敘述、分析、綜合與理論各個層面。

史景遷的著作一向結合了趣味性及高度的知識性，絕大部份都提到獨立的個人在中國近代動盪歷史洪流中的掙扎及與命運的抗衡。史景遷善於以人物的慾望、動機為座標，重新編碼歷史素材，像是史景遷寫婦人王氏之死、利瑪竇、胡若望，都是在大時代中的一小方天地中，塑造出似幻似真的情境；而史景遷書寫歷史的魅力就在於他掌握到讀者面對歷史時的微妙心境：希望歷史不是那麼冰冷遙遠，而是可供讀者投射情感、釋放想像的私人場域。這些人或為尋常的平民百姓，或是限於海角的外國傳教士，對歷史即使有所影響，也顯得迂迴而間接，但是卻有助於醞釀讀者的私密感。

1.科舉功名一場空

張岱平日居家讀書，從不為謀生操煩。他心裡很清楚，自己也不必為五斗米折腰，因為除非他功成名就，否則插翅也無法逃出樊籠。就算是得到功名，那也只是虛的，因為在榮華富貴之下，總有可能暗藏失敗伏流。

張岱所秉承的學問不只是死背幾本典籍而已，而是有可能皓首窮經，在私人藏書樓裡消磨一生，並把大好青春與家財用來準備科考。科舉考試考的是四書五經，到了最後階段，一考就是好幾天，是對心智的一大考驗。一旦金榜題名便能當官，榮華富貴隨之而來。在張岱的世界裡，不同輩分的人一同讀書並不足為奇：很多考生要到孩子生下之後才取得功名，有時還有子姪比父叔先通過科考。對於富室之家而言，科考是人生必須面對的事─科考每三年舉辦一次，先要通過州縣考試取得「生員」資格，再到省城參加鄉試，取得「舉人」功名，最後只有少數菁英有資格到京城參加朝廷每三年舉行一次的「會試」。

以張家為例，張岱把張家的書香傳家，歸功於高祖張天復。張天復生於正德癸酉，是紹興張家枝繁葉茂的第三個兒子。根據家傳，太高祖以其他兩個兒子都是讀書人為由，在天復幼時便要他從商。但張天復淚流滿面地懇請父親，若不讓他讀書，將會斷送…

2.繁華靡麗皆成空

我們已無法追索，張岱是否早計畫好要避開方國安與魯王的朝廷，他本人也沒有留下任何具體記述，得見他至紹興西南百里隱居的三年，到底是何景況。此地山陵崎嶇難行，多是孤村，蓊鬱山林，間或幾座寺廟錯落。張岱在一首詩裡提過，順治三年，他隱居山寺幾個月，僅帶一子、一僕為伴，隱姓埋名，又把心力放在撰寫明史上頭。經過月餘，因身分曝光，被迫避他寺再度藏身，與和尚們同住了一段時間。張岱提到他飢腸轆轆，無米可炊，甚至沒有柴薪舉火，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中國自古以來流傳忠心耿耿的隱士，寧可餓死山中，也不願侍奉二主的故事，與事實差距甚遠。張岱如今體悟到，這些品德崇隆之士，真的是活活餓死的。

張岱不願做滿人打扮，薙頭蓄髮，自知模樣十分嚇人：「披髮入山，駴駴為野人」，張岱形容自己看起來就「如毒藥猛獸」。他時常興起自殺的想法，不過撰寫明史大業未竟，又使他打消了卻殘生的念頭。

順治三年，年屆四十九歲的張岱，顛沛流離，昔日生活的點點滴滴縈繞腦海，回憶如電襲來。張岱提到，夜氣方回，雞鳴枕上，拂曉時分，往事總入夢。值此之時，張岱告訴我們，「繁華靡麗，過眼皆空。」記下昔日回憶本是無心插柳，沒想到得以為困頓生活暫時解憂…

3.寄諸石匱傳後世

吾人可從字裡行間窺知，張岱撰述明代各朝時態度謹慎：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一四○二年永樂篡位；朱元璋傳帝位於建文帝，而永樂帝是建文帝之叔。張岱字斟句酌，從中可見朝廷對莽撞論斷的報復令史家噤若寒蟬。所以，論及永樂「尚有武未盡善之疑」，「於後世夫拘孿之行豈所以論上聖之主哉」。至於遭篡位的建文帝，張岱把他置於中國歷來同遭篡奪天命之人的脈絡：「殉國千古罕儷，拊心腐筆而已。嗚呼！此非臣之所得言也。」唯有在連番痛陳一五七二至一六二七年三朝兩位君王之顢頇時（萬曆至天啟年間），才能從《石匱書》看出明朝淪亡後，確實影響了張岱對所處朝代弱點（偶爾也有優點）的遣詞用字。

張岱心中有數，各類歷史自有其難題；張岱寫道，「國史失誣」，「家史失諛」，而第三類歷史─即所謂「野史」─往往「失臆」。然而，是否還能找到架構歷史的原則，將張家人納進國史洪流之中，而又不失其特立獨行與內在本性？張岱踵繼司馬遷的典範，採尖銳精要的評論，避免阿諛奉承的問題；同時，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即成書的非正式家傳，當時流露的過度情感，也要收斂起來。

身為史家，張岱當然必須決定要給自家人多少篇幅，然而張家確實不乏非凡之士，所以無怪乎《石匱書》的列傳部分，還是有內舉不避親的味道。譬如，張岱就認為曾祖張文恭（張元忭）在明代道學有其重要地位。在這篇不算短的傳記中…

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定價280元，9折，特價252元

張岱是公認的明代散文大家，其傳世名著《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堪稱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衣食無憂，性喜遊山玩水，深諳園林佈置之法；既懂音樂，又擅彈琴、制曲、品茗、戲曲；古玩收藏及鑑賞水準皆高。但四十九歲那年，張岱的人生遭逢重大轉折。清兵入關後，他位於杭州的別墅、紹興的家園、豐富的書畫古玩收藏，悉數毀於戰火。他帶著倖存的家人逸隱於紹興龍山，務農為生，餘生力修明史，八十八歲方成，是為《石匱書》，書成後不久亡故。

史景遷認為張岱不僅是史家，也是熱愛歷史的文人。他書寫張岱的一生、內心轉折及過往追憶的同時，更深層探討張岱身為知識份子，是如何藉由回憶以及修史確立自身的存在價值。在得與失之間，唯有捕捉消逝的回憶，以書寫對抗遺忘，才能坦然面對、甚或抵抗世事的變遷與生命的無常；這一點，無疑反映了歷史與書寫的本質與關係。

．史景遷 & 金安平訪台幕後花絮／小編
八點半的台北，彷彿褪去了連日來陰雨低溫的昏暗，出門時還是毛衣和長版外套，在抵達飯店時卻已經被溫熱的陽光剝去了外衣。在跟櫃檯打過招呼後，首先見到的是史景遷老師悠閒的在大廳緩緩走來。

經過星期天的書展座談，史景遷和金安平兩位老師以頗令人驚喜的方式--未曾預先排練的互問模式，對彼此的新書《前朝夢憶》與《孔子》提出問題。在經過中時文化版欣誼和聯合報宛茜的精采報導後，相信未能親臨現場的書迷們也都能夠體會到兩位老師在著述上的匠心別具。然而有幸身為兩本書的執行企劃，也是史學人，能夠比媒體朋友們多了些和兩位老師相處的時間，也難免想分享一些難得的幕後花絮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