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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瓦哥事件:光明與黑暗在一本諾貝爾得獎小說背後角力

The Zhivago Affair: The Kremlin, the CIA, and the Battle over a Forbidden Book

作者:彼得.芬恩(Peter Finn)、佩特拉.庫維(Petra Couve)
譯者:陳榮彬
出版日:2016/06/28
出版社:大塊文化

  • 定價:420元
    特價:9378( 紅利10點+368元 )
  • (庫存不足)

產品規格

開本:25開
裝訂:平裝
類別:N/A
國圖分類號:
頁數:424頁
重量:720公克
ISBN:9789866841743
EAN:9789866841743

內容簡介

製造靈魂比製造坦克更重要!
這本冷戰時期的禁書,如何成為東西兩大強權意識形態之爭的祕密武器。


  「我只背叛了耶穌,但你——你背叛了整個俄國。」一位署名猶大的人寄信給《齊瓦哥醫生》的作者時寫道。

  1956年5月,這本小說的作者帕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 1890-1960)在把小說的打字稿交給義大利出版社的書探時說:「你的來臨,就像劊子手押我上刑場。」因為他早就料到若出版這本被說成抨擊蘇維埃體制的禁書,自己將受到蘇共政府的打壓與迫害。當時已經六十五歲的帕斯特納克是蘇聯備受尊崇的詩人,《齊瓦哥醫生》則是他耗時十年寫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從此這部小說展開了有如諜報小說般曲折的命運。經由黑市及在朋友之間偷偷傳閱,蘇俄人民得以讀到《齊瓦哥醫生》,1960年帕斯特納克因病過世時,上千名蔑視格別烏密探監視的書迷出席了他的葬禮,但這部地下作品要遲至1989年,才得以在它的母國解禁,正式出版。

  這部作品可說是一本奇書,它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成為冷戰時期東西兩大陣營意識形態戰爭中的利器,對一個分裂成兩半的世界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而帕斯特納克所樹立的典範成為後來許多蘇聯異議作家尊奉的偉大傳統。

  兩位作者率先取得了中情局解密檔案,以及多國政府檔案資料,透露五十多年前美國情報組織將俄文版《齊瓦哥醫生》偷運到蘇聯的細節——光明對抗黑暗勢力的鬥爭過程。

本書重點

  ★ 宛如驚悚小說的文學史專書,帶我們重回那迷人的冷戰時代——那個可以利用文學作品來撼動整個世界的時代。

  ★《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面世60年,這是一本奇書,有著如諜報小說般精彩刺激的遭遇。本書道出了一位不肯妥協的異議作家,如何憑著自由的信念抵抗一個極權國家的打壓與千夫所指。

  ★ 本書作者率先取得中情局解密檔案,以及研究整理了多國政府檔案資料、大量書籍、信件,還有第一手訪談寫成本書。

得獎紀錄

  ★入圍2014年美國國家書評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Awards)
  ★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2014年最佳圖書獎(其他類別)
  ★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2014年50部最受注目非小說圖書
  ★亞馬遜2014年度百大最佳圖書(讀者評鑑4.5星)

媒體讚譽

  「文字精彩,研究詳實⋯⋯宛如一部知性的驚悚小說⋯⋯節奏緊湊而刺激。」——小說家艾倫.佛斯特(Alan Furst),《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一本引人入勝而且經過徹底調查的書,各種事實與細節都精確無比,評論擲地有聲,註定在未來很久一段時間內都會是這個主題的典範之作。」——《紐約書評雙週刊》(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本書的內容都是經過深入研究的史料⋯⋯兩位作者並未訴諸於粗略的道德評價,而是忠實呈現冷戰期間美蘇雙方如何把文學威望當成一種武器。」——《紐約雙週刊》(New York)

  「內容充滿知識性,引人入迷,常有令人感動之處。在控制人民心靈與思想的政治鬥爭中,有哪些關於個人勇氣、諜報活動與政治宣傳的元素?文學扮演了什麼角色?本書為我們提供了清楚說明。」——《哈芬登郵報》(Huffington Post)

  「驚悚⋯⋯巧妙地結合了傳記、文化史與文學漫談,兩位作者把一次祕密行動清楚地公諸於世。極度深刻的一本書。」——《新聞日報》(Newsday)

  「迷人。《齊瓦哥醫生》撼動蘇聯的故事含藏著引人入勝的啟示,有助於幫我們了解現在與未來的文化衝突。」——《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了不起的故事,全書旁徵博引,具有無比的學術研究精神,此外還是能夠以驚人的方式述說出一位文學巨人的故事,充滿人道主義的精神。」——《紐約圖書月刊》(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兩位作者以深具說服力的文筆道出這一本小說的出版不僅讓作者與其親友的人生興起波瀾,也在那危急的時期改變了強國的權力平衡關係。」—— 《哥倫布電訊報》(Columbus Dispatch)

  「一本讓人卷不釋手的書,詳實地刻畫出一個被恐怖與非理性宰制的國家,讀起來像是以邪惡手法重寫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倫敦《泰晤士報週日版》(Sunday Times)

  「十分出色⋯⋯《齊瓦哥事件》一書有很多值得深思之處:天才的特質為何?什麼樣的恐怖遭遇會讓人背叛自己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小說蘊含的力量⋯⋯《齊瓦哥事件》刻畫出那本小說的成就,內容生動又不失真,充滿冷靜的分析。」——倫敦《獨立報週日版》(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本書展現出優異的研究功力,跟任何一本以冷戰為主題的驚悚小說一樣刺激。作者為帕斯特納克刻畫出一個清晰且有力的複雜形象。這是二次大戰後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次文學爭議事件,兩位作者殫精竭慮,精彩地呈現出那個事件。即便到現在,齊瓦哥事件仍然餘波盪漾著。」——BBC新聞記者約翰.辛普森(John Simpson)

作/譯者介紹

作者:

Peter Finn (彼得・芬恩)

  曾任美國《華盛頓郵報》國家安全通訊記者及該報駐莫斯科分社社長。憑科索沃和阿富汗戰事報導而兩次入圍普立茲新聞獎。

Petra Couvée(佩特拉・庫維)

  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講師。


譯者:

陳榮彬

  輔大比較文學博士,臺大翻譯碩士學程與臺文所合聘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英美與臺灣現代小說,曾出版《危險的友誼:超譯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南方家園)。譯作等身,曾以《繪畫與眼淚》、《血之祕史》與《我們的河》三度獲得「開卷翻譯類十大好書」獎項,擅長文史哲、旅行書寫、運動書寫與科普等各類翻譯。

目錄

序曲:這是《齊瓦哥醫生》,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壹:整個俄國已經陷入了天翻地覆的局面。
貳:帕斯特納克已經進入了史達林個人的生命而不自知。
參:我已經安排好,要在小說裡與你見面。
肆:你知道那本小說骨子裡就是反蘇維埃的吧?
伍:直到小說完成以前,我都不是自由之身,荒唐而瘋狂。
陸:如果這本小說沒有出版,對於文化來講會構成一種罪過。
柒:如果這是西方世界所謂的自由,哼,那我只能說我們對自由的看法與西方不同。
捌:鐵幕被我們扯破了一個大洞。
玖:那我們就印盜版的。
拾:同時他看起來還是那個天才:緊張兮兮、淒慘無比、災禍纏身
拾壹:很清楚的,他們不會手下留情。
拾貳:帕斯特納克這個名字,已經成為戰爭的代名詞。
拾參:我如此迷惑,有如困獸。
拾肆:就像是用大學生週末玩樂的把戲去惡搞俄國人。
拾伍:那天空藍到令人無法承受。
拾陸:對於《齊瓦哥醫生》沒能出版那一件事而言,也許有人會說,我太晚表達懊悔之意。

尾聲
致謝
資料來源說明
尾註
參考文獻

序文/前言

自序:

他序:

前言:

序曲(節錄)

—— 「這是《齊瓦哥醫生》,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齊瓦哥是過去的帕斯特納克的分身。小說主角與作者本人都是來自於一個早已逝去,充滿文化教養的莫斯科知識階層。就算在作品中提及那個世界,蘇聯文壇也只會鄙棄它。帕斯特納克深知,《齊瓦哥醫生》與蘇聯唱反調,宗教氣息過於濃厚,完全不理會社會主義寫實主義風格的種種要求,也沒有對十月革命卑躬屈節,出版界肯定會望而卻步。小說中的種種異端思想實在不可勝數,而且毫不掩飾,許多蘇維埃主義的信徒都沒料到會被這樣打臉,非常震驚。「禽獸不如的叛黨行徑」:這是早期官方對於那本小說的批判。就在小說接近完成之際,帕斯特納克深知他並未把革命描寫成「上面塗有奶油的蛋糕」。「有誰想要原稿,就應該拿給他,」他說,「因為我不認為這小說有機會印行。」

  先前,帕斯特納克並未考慮把小說拿到西方國家出版,但是等到丹傑羅找上門,他已經忍耐了五個月:自從他提交稿件給國家出版社(Goslitizdat,蘇聯的文學出版機構)以來,始終沒有獲得任何回覆。本來他希望規模最大的兩本雜誌《旗幟》(Znamya)與《新世界》(Novy Mir)能夠刊登《齊瓦哥醫生》的書摘,但他們一樣毫無回應。丹傑羅認為他是在對自己最有利的時機出手的;這個提議完全出乎帕斯特納克的意料,一聽之下就打算行動了。儘管身處於一個極權社會,但過去長期以來他的言行始終能展現出不凡的大無畏精神:家裡有人被送進古拉格集中營後,許多人對這種家庭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惹禍上身,但他卻常去探訪與接濟;還與當局交涉,為政治犯求情;而且當大家一窩蜂連署請願書,要求將國家公敵處以極刑時,他卻拒絕簽名。當許多作家陷入團體迷思之際,他總是不願從眾。他向來主張國家不該對作家下令,某次公開會議上還為此受到質疑,他卻對其他作家說:「別對我大吼大叫。但如果你們非叫不可,至少可以不要圍剿我。」帕斯特納克覺得自己沒有必要為了國家的政治需求而量身訂做藝術作品;他深信,如果要他的小說為此犧牲,等於是糟蹋了自己的天分。

  「我們就別管俄文版小說最後是否能出版了,」他對丹傑羅說,「我願意把原稿給你,條件是費爾特內里承諾在出版後,要在幾個月內把書寄給其他重要國家的出版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國與英國。你覺得呢?你能問問米蘭那邊嗎?」丹傑羅說,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無可避免,因為費爾特內里當然也想要把書的版權賣給其他國家。

  帕斯特納克又頓了一下,接著說聲抱歉,走進屋內,他創作的地方就在二樓的一個簡樸書房裡。每逢冬天,書房眺望著「一大片白色世界,舉目所及只見山丘上的一個小墓園,感覺起來有點像夏卡爾(Chagall)畫作裡的背景」。 不久之後,帕斯特納克從別墅裡走出來,拿出一大包用報紙包起來的東西。原稿總計四百三十三頁,文字行距很密,總計分成五個部分。每個部分都用柔軟的紙張或厚紙板裹起來,把紙張聚集在一起的是一根細麻線,它穿過每一頁打字稿的不整齊孔洞,接著打了結。小說第一段標明的年份是一九四八年,頁面上到處都是帕斯特納克修改的痕跡。

  「這是《齊瓦哥醫生》,」帕斯特納克說,「希望它有機會出現在世人眼前。」

  儘管此舉的後果不堪設想,帕斯特納克的願望依舊沒有動搖。

  丹傑羅說,他應該可以在幾天內就把打字稿送到費爾特內里手上,因為他正在計畫回西歐一趟。快要中午了,他們三個又繼續聊了幾分鐘。

  他們站在花園門口道別,丹傑羅用手臂夾著打字稿,帕斯特納克的臉擠出一種奇怪的表情,像在做鬼臉,挖苦別人似的。他對丹傑羅說:「你就此受邀參加我的處決儀式。」

  《齊瓦哥醫生》於一九五七年在西方世界出版,鮑里斯.帕斯特納克隨即於隔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這也在冷戰時期的國際文化界引發一陣風暴。因為《齊瓦哥醫生》的吸引力持續不墜,一九六五年又被大衛.連恩(David Lean)改編成電影,它已經變成了小說史上的里程碑。然而,很少讀者知道它曲折離奇的出版過程,也不清楚在當年兩大強權進行意識形態對決的情境之下,它對一個分裂成兩半的世界帶來了多大的衝擊。

  在蘇聯,《齊瓦哥醫生》是禁書,克里姆林宮還試圖透過義大利共黨干預,不讓小說的義大利文版面世。不管是帕斯特納克或者米蘭的出版商費爾特內里,都受到莫斯科官員與義大利共黨高層的威脅。未曾見面的兩人都頂住了壓力,建立起出版史上最偉大的夥伴關係。他們倆的祕密信件都是由可以信賴的第三者夾帶進出蘇聯,信件內容可說是對於藝術自由的重大宣言。

  蘇聯對於《齊瓦哥醫生》所展現出來的敵意被媒體大肆報導,促使它在各國成為暢銷書,否則的話,讀者可能只是一小群精英分子而已。等到帕斯特納克在一九五八年榮獲瑞典皇家科學院(Swedish Academy)頒發諾貝爾文學獎之際,《齊瓦哥醫生》原本已經令人驚詫的銷量又增加了。他的詩歌作品早已受到肯定,因此曾數度獲得提名,但那本小說的問世幾乎讓帕斯特納克成為獎項的不二人選。克里姆林宮對他的獲獎嗤之以鼻,覺得那只是一種反蘇聯的挑釁行徑,這也促成了國內撻伐聲浪持續不斷,一時之間他變成了叛國賊。帕斯特納克被逼得幾乎自殺。這位老作家所遭受的抨擊之猛烈與惡毒,讓世人震驚,包括許多原本認同蘇聯的各國作家。從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到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都挺身為帕斯特納克辯護。

  在俄國社會裡,小說、詩歌與劇本都是人們用來傳達訊息與提供娛樂的重要憑藉。文學的主題、美學與政治角色往往是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的題目,有時候爭辯的人輸了,甚至會性命不保。一九一七年以降,將近有一千五百名蘇聯作家因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而被處決,或者死於勞改營裡面。作家們要不是被收編,負責創造全新「蘇維埃人」(Soviet man)的工作,就是被隔離起來,有些作家的人生甚至被毀了;文學可以為革命服務,也可以服務國家公敵。

  蘇聯領導階層對於為革命服務的藝術曾有過許多論述,他們花很多時間演講,闡釋小說與詩歌的創作目的;也在克里姆林宮召見作家,大談他們肩負的職責。克里姆林宮高層甚至更在意寫作這件事,因為他們體驗過寫作的改變能力。革命之父列寧(Vladimir Lenin)之所以變成激進分子,就是因為讀了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的小說《該做些什麼?》(What Is to Be Done?)。「藝術屬於人民,」列寧說。「我們應該讓群眾了解並且深愛藝術。必須讓藝術把群眾團結起來,提升他們的情感、思想與意志。藝術必須能刺激他們起而行動,培養他們內在的藝術本能。當廣大的工農群眾嗷嗷待哺時,難道我們還應該為一小群人提供精緻甜點嗎?」

  一九三○年代初,史達林開始掌權後,嚴格管控全國的文藝活動。文學家不再是黨的盟友,而是變成僕人。一九二○年代文藝圈曾經擁有過的活力消失殆盡。史達林年輕時也曾是詩人,還曾大量閱讀小說,有時候一天可以讀幾百頁。他把令他不悅的文字都用紅線畫起來,親自審閱哪些劇本可以登上舞台。他還曾經打電話給帕斯特納克,與他討論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究竟是不是一位大師,而實際上這次談話的內容即將決定曼德爾施塔姆的命運。哪一個作家能夠獲頒該國最重要的文學獎,也是由他決定,而且文學獎的名稱當然是叫作史達林獎(Stalin Prize)。

  蘇聯群眾渴求偉大的文學作品,但很少如願以償。因為擺的都是一些按照國家需求打造出來的假貨,枯燥而制式化,似乎連書架都開始抱怨哀鳴。以撒.柏林說,那些都是「無藥可救的二流作品」。能堅持為自己發聲的作家不多,包括帕斯特納克與詩人安娜.艾哈邁托娃(Anna Akhmatova)等少數幾位都獲得人民的回報,被當成崇拜的偶像。他們舉辦的朗讀會總是讓演奏廳爆滿,而且他們的作品即便被禁,還是會在民間口耳相傳。白海(White Sea)附近歐博塞卡(Obozerka)勞改營的某些囚犯找樂子與支撐下去的方式,居然是比賽誰能夠背誦最多帕斯特納克的作品。流亡海外的蘇聯批評家維克多.法蘭克(Victor Frank)說,帕斯特納克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在他的詩作裡,「天空較為深邃,群星較為璀璨,雨聲較為嘈雜,太陽較為毒辣⋯⋯無論是在俄國文壇,甚或就全世界而言,沒有任何詩人能夠像他那樣,把我們無聊生活中的無聊事物寫成了帶有魔力的文字。他像是個小孩、像發現某個新星球的人,對於他那銳利的目光而言,沒有什麼東西是微不足道、是沒有意義的:無論是雨後的小水坑、窗台、鏡子架、圍裙、火車車廂的門,或是大衣沾濕後表面浮現的毛絲——這所有雞零狗碎的生活細節都能被他轉化為一種永恆的喜樂。」

  這位詩人與共產黨、共黨領袖、蘇聯文學體制之間的關係非常矛盾。在一九三○年代末期的大恐怖來臨以前,帕斯特納克曾寫詩讚揚列寧與史達林,而且有一段時間他還曾懾服於史達林的狡詐與權威。但是,就在血腥的清算風潮席捲全國各地之後,蘇維埃國家讓他幻滅了。為何這麼多人都死於持續不斷的盲目清算活動,他卻能在大恐怖後倖存?答案不一而足。大恐怖時代是奇怪而捉摸不定的:很多忠黨愛國的人被清掃掉,反而留下了一些疑犯。讓帕斯特納克得以存活的是運氣,還有他的國際聲譽,也許最重要的,更是因為史達林欣賞他,覺得他那偶爾有點古怪的獨特天分很有趣。

  帕斯特納克並未找機會與當局對抗,而是故意離群索居,在鄉間創作與過活。他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寫《齊瓦哥醫生》,耗時十年才完成。寫作過程斷斷續續,因為他數度罹病;有時則是為了掙錢而必須把小說擺一邊,接受外國文學翻譯的委託案。另一個導致速度變慢的原因,則是他的企圖心越來越強,同時也對自己筆下的文字感到驚嘆不已。

  實際上,帕斯特納克完成了他那本小說處女作時已經六十五歲。他把自己的許多經驗與看法都寫進去。他並不是要用《齊瓦哥醫生》來爭論什麼,或是藉它攻擊蘇聯政府,抑或為任何其他政治體系辯護。那本小說的力量,來自於個人精神,來自於帕斯特納克想要跟土地有所交流,想要發現一些人生的真理與真愛。他跟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一樣,都想擺脫過去的束縛,透過一種「真誠而詩意的真理」來表現這個時代的俄國史。

  隨著故事的發展,帕斯特納克意識到齊瓦哥醫生這個角色,代表他對於蘇聯這個年輕國家提出的控訴。無論是情節、角色與氛圍,這小說都與蘇聯文學格格不入。雖然與作者同時代的許多人都受到蘇聯意識形態的鼓舞,但這小說的字裡行間在在都流露出對於那種思想的不屑,因其「麻木而無情」。《齊瓦哥醫生》是帕斯特納克留給世人的最後證言,他所珍惜的那個時代與那種感知力已經被摧毀殆盡,只能透過小說向其致敬。他決心要讓那本小說出版,簡直到了執迷不悟的地步——他不像同世代的某些作家,都是偷偷創作,然後把作品「束之高閣」。

  《齊瓦哥醫生》陸續在義大利、法國、德國、英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以不同語言的版本問世,但是一開始並沒有俄文版。

  直到一九五八年九月,世界博覽會在布魯塞爾舉行,梵諦岡館的人員才把精裝版的俄文《齊瓦哥醫生》發送給許多蘇聯遊客,這精美的版本使用的是藍色亞麻布封面。這神祕的精裝版小說到底從何而來?不久後就謠言四起了,一開始就有人提及美國中情局(C I A)是祕密的出版者。時至今日,中情局未曾承認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多年來,始終有許多真實性令人存疑的故事指出,中情局如何設法取得了《齊瓦哥醫生》的原稿,也提及該局想要在俄國出版那本小說,其實別有用心。據說,英國情治單位曾強行逼迫一架飛機降落馬爾他島(Malta),因為機上載著從莫斯科離開的費爾特內里,他們把他託運的行李箱從貨艙拿出來,偷偷取出原稿來拍照。這件事純屬子虛烏有。帕斯特納克的某些法國友人則是深信,如果要讓他取得獲頒諾貝爾獎的資格,就必須要讓《齊瓦哥醫生》以他的母語出版——儘管此一理論屢屢被舊調重彈,但並不正確。中情局的目標並非諾貝爾獎,而且一張記載相關費用的該局內部帳單也顯示,他們並未把書送到斯德哥爾摩;中情局只是希望能夠把《齊瓦哥醫生》弄進蘇聯境內,讓該國國民取得。

  向來也有人主張,俄文版是流亡歐洲的俄國人出版的,中情局出力不多,最多也只是出資贊助那些流亡在外的俄國人而已。但實際上中情局與這件事的關係非常密切。俄文版《齊瓦哥醫生》的出版與散布是由中情局蘇聯分局執行的任務,直接由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監控,負責決策的則是艾森豪總統(President Eisenhower)麾下的行動協調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該會必須直接向白宮的國安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匯報負責。該局於一九五八年在荷蘭印製了精裝俄文版的《齊瓦哥醫生》,然後又於一九五九年在華府總部印了一個袖珍的平裝版。

  《齊瓦哥醫生》可說是一本奇書,它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東西兩大陣營意識形態戰爭中的利器。


編者序:

導讀/推薦

導讀:

導讀者簡介:

推薦:

精采試閱

壹。

—— 整個俄國已經陷入了天翻地覆的局面。」

帕斯特納克家位於莫斯科市中心沃爾康加街(Volkhonka Street)的那棟公寓遭到彈襲,子彈射穿玻璃,嗖一聲射進了家裡的灰泥材質天花板。一開始本來只是斷斷續續的幾場槍戰,後來衝突升溫,鄰近地區已經整個變成了巷戰的戰場,他們全家人隨即躲進寬敞二樓公寓裡後面的幾個房間。就連打中公寓大樓後方的砲彈碎片似乎也很危險。幾個冒險出門的平民在沃爾康加街上蟹行,在一個個藏身地點之間緩慢前進。帕斯特納克家的某位鄰居走過自家窗口,結果當場中彈身亡。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布爾什維克黨人發動了一場沒有流太多鮮血的政變,奪權成功,地點是舊稱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的俄國首都彼得格勒(Petrograd)—— 它的舊名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直到俄國人再也受不了那個充滿日爾曼風味的名字才改掉。要拿下其他大城卻沒那麼容易,效忠革命領袖列寧的革命黨人與三月開始掌權的臨時政府進行激戰。莫斯科是該國商業中心兼第二大城,當地的戰鬥已經持續了一個多禮拜,帕斯特納克一家發現他們深陷其中。他們住的那棟公寓矗立在山丘上,有九扇臨街的窗戶,可以眺望莫斯科河(Moscow River)與基督救世主大教堂(Christ the Savior Cathedral)的巨大金色穹頂。沿著河灣往東北方走下去,克里姆林宮只有幾百公尺之遙。帕斯特納克自己在阿爾巴特街(Arbat)那一帶租了一個房間,開戰前一天剛好去他爸媽家,結果就被困在那裡,他跟爸媽與二十四歲的弟弟亞歷山大(Alexander)緊緊相擁,一起躲在鄰居位於樓下的公寓裡。電話不通,電燈也沒電,時有時無的自來水水流很小,而且供水時間短暫。鮑里斯的兩個妹妹約瑟芬(Josephine)與莉荻雅(Lydia)也陷入了類似的窘境,被困在附近的親戚家裡。那天晚間氣溫異常溫和,所以她們出門去散步,沒想到許多裝甲車突然間開上街頭,居民也隨即都消失無蹤。一個男人在橫越街道時遭到擊斃,姊妹倆則是早一步躲進親戚家裡,逃過一劫。機關槍的噠噠聲響與轟隆隆的炸彈爆炸聲有好幾天未曾停歇,期間偶爾夾雜著「雨燕與燕子的盤旋鳴叫聲」。 這場動亂的降臨與消失都很突然,「空氣又清新了起來,一片可怕的沉寂降臨」。莫斯科落入蘇維埃政府的手裡。

前一年二月,彼得格勒的婦女為了買不到麵包而走上街頭,數以萬計的罷工工人加入她們的行列,同時因為對世界大戰感到厭倦不已,人山人海般的群眾聚在一起,向精疲力竭的獨裁政府示威抗議,革命就此揭開序幕。兩百萬俄國人死在東方戰線(Eastern Front)的殺戮戰場上,還有一百五十萬名老百姓因為疾病與軍事行動而死亡。龐大但落後的俄羅斯帝國面臨經濟瓦解的窘境。效忠沙皇的部隊朝著群眾開槍,數百人遭到擊斃後,首都的人民開始公然造反。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遭到俄國大軍背棄,於三月三日宣布退位,已經有三百年歷史的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 dynasty)就此告終。

帕斯特納克本來被派往烏拉山山區的化學工廠工作,支援前線,此刻也趕回莫斯科。有一部分路程他是搭乘kibitka(一種有車篷的馬車),用羊皮外套與乾草禦寒。帕斯特納克與他的弟妹們都很高興沙皇垮台,也支持新的臨時政府,更重要的是他們樂於見到憲政體制的曙光。帝國臣民變成公民,這轉變讓他們如癡如狂。帕斯特納克跟一個友人說:「想像一下,這就像一片血海與穢物居然開始綻放光芒」。根據妹妹約瑟芬的描述,政治領袖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的魅力,還有那年春天他對莫斯科大劇院(Bolshoi Theatre)外面那些群眾的影響力,在在都令帕斯特納克「折服」與「陶醉」。臨時政府廢除了出版審查制度,讓民眾享有集會自由。

這時的興奮之情日後都被寫進帕斯特納克的小說裡。主角齊瓦哥醫生對於這百家爭鳴的時代感到心醉,四處充滿了蓬勃的活力,幾乎可以用神奇來形容眼前景象。「昨晚我目睹一場集會,那盛況令人震驚,」尤里.齊瓦哥如此描繪沙皇垮台之後的頭幾個月。「祖國俄羅斯已經開始前進了,不會靜止不動,它會走個不停,永不厭煩,講話講個不停,永遠都講不夠。講話的好像不只是人民。星辰樹木好像也聚在一起交談,夜裡的花卉開始進行哲學思考,石造建物也在開會。有時候就像基督福音,不是嗎?就像使徒們身處的那個時代。記得嗎?就像使徒保羅說的,『所以那說方言與預言的,就當求著能翻出來。』」

在齊瓦哥看來,「整個俄國已經陷入了天翻地覆的局面」。政治動亂讓臨時政府變得很脆弱,導致政令無法宣達執行。對臨時政府產生最大傷害的,是它決定繼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民間則是普遍痛恨此一決策。因為布爾什維克黨人承諾人民都能享有「麵包、和平與土地」,才普遍獲得支持;再加上列寧估計奪權在望,所以布爾什維克黨帶頭叛亂,在十月發動二次革命。「以熟練的技術把發臭的老舊膿瘡一舉割除,」帕斯特納克在《齊瓦哥醫生》裡面寫道,「是多麼偉大的手術啊!」

在布爾什維克黨人提出的憲法中,他們承諾要建立一個烏托邦,藉此「揚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剝削,徹底清除社會階級,對剝削者予以無情的打壓,建立社會的社會主義組織,讓社會主義能夠在各國取得勝利」。

新秩序帶來動亂,很快就讓尤里.齊瓦哥幻滅了:「首先,他們自從十月革命以來所強調的普遍進步觀念,無法燃起我的熱情。其次,那些觀念都還沒有實現,光是在談論的階段,大家就已經付出了如此血腥的代價,讓我覺得不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第三個則是最重要的:當我聽到他們說要重新創造生命,我就無法自已,陷入了絕望的深淵中」。

重新創造(remaking)一詞,跟史達林在舉杯向作家敬酒,要求他們成為「靈魂的工程師」時所使用的詞彙一模樣。在談話時,齊瓦哥對著一個游擊隊指揮官說:「我承認你們都是俄國的啟蒙之光與解放者,而且如果沒有你們,它就會衰敗,就會沉浸在貧窮與無知之中,儘管如此我還是不想與你們為伍,我唾棄你們,不喜歡你們,希望你們都去死吧。」

做出這些判斷時,帕斯特納克已經垂垂老矣,他在革命的三十年後寫下這些話,帶著悲傷與厭惡的情緒回顧過往。在帕斯特納克年僅二十七歲的革命時期,他是個熱戀中的男詩人,跟著「偉大的運動」在歷史洪流中前進。

在莫斯科文藝知識分子階層中,帕斯特納克家是個顯赫的家族,那個階層崇尚西方,而且傾向於透過政治手段來改革一個獨裁而僵化的體系。鮑里斯之父列昂尼德(Leonid)是知名的印象派畫家,在莫斯科繪畫、雕刻與建築學院(Moscow School of Painting,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擔任教授。他來自一個經營客棧的猶太家庭,他的出生地奧德薩市(Odessa)位於黑海(Black Sea)旁,在大部分俄國猶太人被迫定居其中的所謂隔離屯墾區(Pale of Settlement)裡,是一個具有多元種族背景、充滿活力的大城。奧德薩的文化極其豐富,大文豪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曾於十九世紀初住在當地,他曾寫道,那裡「瀰漫著來自全歐各地的氣息」。列昂尼德最初於一八八一年遷居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學學醫。到了一八八二年秋天,由於厭倦了與死屍為伍,他棄醫習藝,成為慕尼黑巴伐利亞皇家藝術學院(Bavarian Royal Academy of Art)的學生。據女兒莉荻雅的描述,他是一個「愛作夢而且性情溫和的人⋯⋯除了工作之外,對所有事情都慢吞吞而猶豫不決」。

服完義務役之後,列昂尼德於一八八八年重返莫斯科,他第一幅賣出去的畫作是《家書》(Letter from Home),買主是名為帕維爾.特列季亞柯夫(Pavel Tretyakov)的收藏家,而作品能夠被他買下,也象徵著列昂尼德已經成為他眷顧的藝術家之一。列昂尼德也以精湛的插畫技巧聞名,曾為一八九二年版的托爾斯泰(Leo Tolstoy)小說作品《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繪製插畫。列昂尼德與托爾斯泰於隔年相識,成為朋友。他們相交多年,列昂尼德曾多次為托爾斯泰繪製素描畫像,包括一九一○年托爾斯泰於阿斯塔波沃(Astapovo)火車站病逝後,他也去那裡畫遺像。列昂尼德帶著鮑里斯搭乘夜車,去瞻仰托爾斯泰的遺容,根據鮑里斯回憶,那曾經挺拔的老人看來如此瘦小乾癟,不再雄偉如山,只是「父親曾經描繪過,遍布畫冊中的十幾人之一」。

托爾斯泰曾造訪過帕斯特納克家位於莫斯科的公寓,還有許多當時文化界人士也是,包括作曲家拉赫曼尼諾夫(Sergei Rachmaninov)與史克里亞賓(Alexander Scriabin),其中有許多人都曾經讓列昂尼德畫過肖像畫。孩子們早已把那些名流的來訪當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日後帕斯特納克在回憶那些造訪家中客廳與父親工作室的名流時,曾經寫道:「我從小就開始觀察藝術與名流,因此我早已習於把生活中的崇高與獨特元素視為自然而然的,是一種生活規範」。

帕斯特納克也過了一個充滿音樂的童年。他的母親蘿薩莉雅出嫁前姓考夫曼(Rozalia Kaufman),是個早熟的音樂神童:年僅五歲第一次接觸鋼琴時,光是看過一個同輩親戚演奏的樣子,就能夠把樂曲精確地重彈一遍。大家都稱她為蘿薩,她父親是奧德薩市一個富有的汽水製造商。家人在她八歲時幫她舉辦第一次獨奏會,到了十一歲,她的演出已經深獲當地各家媒體好評,兩年後她開始在俄國南部巡迴演出。她到聖彼得堡去表演,前往維也納習藝,不到二十歲就被指派為奧德薩音樂學院的教授。「母親就是音樂的化身,」她的女兒莉荻雅寫道,「也許有比她更厲害的行家、更出色的演奏家,但是她的音樂的穿透力無人能及,那是一種無法定義的東西,第一個和弦出來後就足以讓人眼淚奪眶而出,每個樂章都能讓人感受到純粹的愉悅與狂喜」。儘管充滿潛力,蘿薩終究沒有成為當時的大鋼琴家,只因她受限於焦慮症與心臟病,後來又走入婚姻。一八八六年,她與列昂尼德.帕斯特納克在奧德薩相識,一八八九年二月就在莫斯科結婚。鮑里斯於隔年誕生。他的弟弟亞歷山大、妹妹約瑟芬與莉荻雅也陸續於一八九三年、一九○○年與一九○二年出生。

到了十二歲時,鮑里斯已經開始想像往後要成為鋼琴家兼作曲家。如他所說:「對於即興演出與作曲的渴望在我心中燃起,變成一股熱情」。後來他還是放棄了,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的鋼琴技巧不像他崇拜的史克里亞賓等作曲家那樣,沒那麼出色,欠缺天賦。帕斯特納克設法排除失敗的可能性,一定要讓自己達到偉大成就。小時候,他曾經是最棒最出色的,內心對於自己的技巧相當自傲。同時他對於自己的體能與智力也有相當的自信。某年夏天在鄉間,他看見當地農家女孩不用馬鞍騎馬後,他深信自己也可以辦到。這種想要測驗自己的想法變成一種執念。最後他說服某個女孩讓他試騎她的馬,後來那小母馬在跳越一條小河時慌慌張張,把年僅十二歲的他甩下來,摔斷了大腿腿骨。傷癒後,他的右腿變得稍短,儘管他一輩子都把自己跛腳的事實掩藏得很好,但卻也讓他無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進入軍中服役。其弟亞歷山大說,他因為資質過人,「因此深信自己擁有強大的力量與能力,認為自己一定會成功」。 任何事如果只能拿到第二名,就會被他在憤怒之餘鄙棄,就此忘卻。「我討厭任何不具創意的事物,任何劣等作品,那是因為我有足夠的自負,認為自己足以評斷那些東西,」多年後帕斯特納克如此寫道。「我想,在真實人生中,所有事物應該都是奇蹟,都是天生註定的,任何事物都不能隨意粗製濫造,都不能按照人們自己的想像去創造。」 放棄了鋼琴之後,他開始投身詩歌創作。

就讀莫斯科大學期間,帕斯特納克一開始主修法律,後來轉攻哲學,最後以全年級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大學時代他加入了一個由年輕作家、音樂家與詩人組成的沙龍,他們以「醺醉社團」("tipsy society")自稱,除了進行藝術實驗與發現之外,也愛喝加了蘭姆酒的茶。當時莫斯科有許多成員重疊、相互敵對的沙龍,各自擁護不同的藝術哲學立場,儘管帕斯特納克名氣不大,卻是熱中的沙龍成員。他的朋友康士坦丁.洛克斯(Konstantin Loks)說:「他們絲毫沒有察覺自己眼前站著一個偉大詩人,只覺得他吸引人而新奇,並未認真看待他。」 某個曾經去參加過朗讀會的人說,「他說話的聲音單調沉悶,幾乎把所有的詩句都忘了⋯⋯他給人的印象是痛苦而全神貫注,讓人想要推他一把,像推動一輛走不動的馬車那樣—— 『趕快走吧!』—— 而且沒有一個字是他說出口的(他像是一頭剛剛醒來的熊那樣喃喃低語),他讓人不耐地心想:『天啊!他為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與我們。』」帕斯特納克的表妹歐爾嘉.佛萊登伯格(Olga Freidenberg)則認為他「並非來自於這個世界」,他常常分神,專注在自己的思緒裡。某次跟他散步很久之後,歐爾嘉在自己的日記裡這樣呼喊:「跟以往一樣,今天鮑里亞還是自顧自講個不停!」

帕斯特納克很容易陷入不求回報的迷戀中,這能夠刺激他的詩興,但卻也把他變成一個容易沮喪的年輕人。一九一二年夏天,他曾前往馬堡大學研讀哲學,在那裡他向莫斯科富有茶商之女伊妲.維索茲卡雅(Ida Vysotskaya)示愛,遭到拒絕。「試著用正常的方式過生活,」伊妲跟他說。「你的生活方式讓你迷失了。只要不吃午飯,少睡一點,任誰都可以發想出很多異想天開而了不起的觀念。」被伊妲拒絕後,那天他本來該繳交一篇哲學課的論文,但卻詩興大發。最後,他決定不留在德國的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天啊!我這趟馬堡之行實在收穫太多。但是我放棄了一切,只剩下藝術,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帕斯特納克喜歡在他愛上的女人面前講個不停,在狂想的情話之中夾雜一些哲學學說。另一個只願當朋友,不想進一步發展的女性友人則是抱怨,他們「見面時總是由他自言自語」。這些失敗的戀愛經驗讓帕斯特納克心碎,但也每每促成他積極投入寫作。

一九一三年夏天,他充分發揮創作力,「詩作不像往常那樣罕有,而是常見與持續出現,就像繪畫或作曲那樣」,接著在同年十二月他就出版了第一本專屬的詩集。 那本名為《暴風雲雨中的雙胞胎》(Twin in the Storm Clouds)的詩集並未引發太多注意或熱愛,帕斯特納克年紀較長後,更是認為那些作品寫得過於造作。第二本詩集《翻越藩離》(Over the Barriers)在一九一七年年初問世。可悲的是,其中一些詩作被沙皇政府的出版審查官員刪修,書裡也有很多印錯的地方,最後也是沒有引發多少評論家的注意。不過,《翻越藩離》讓帕斯特納克第一次拿到版稅:一百五十盧布,而這對於任何作家來說,都是值得回憶的時刻。蘇俄作家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曾說,帕斯特納克的前兩本詩集是「牛刀小試之作」,「在這多樣化的文學激流中,他還在尋找屬於自己的聲音、自己的生活觀、自己的定位。」

一九一七年夏天,帕斯特納克愛上了女學生葉蕾娜.維諾葛拉德(Yelena Vinograd),年輕的她因為戰爭而成為寡婦,而且是革命的熱情支持者。她帶著詩人去示威抗議與出席政治集會,喜歡他的陪伴,但是不想與他發展出男女關係。某位學者寫道,「這一段關係是柏拉圖式的戀情,尚未進入肉體階段,在情感方面也不圓滿,因此讓帕斯特納克倍感煎熬。」在熱情與挫折的觸發之下,再加上身處一個歷經劇變的社會,帕斯特納克才得以寫出一系列躍居俄國文學界前段班的詩作。這本詩集名為《妹妹啊,我的人生》(My Sister Life),而且有個副標題:「一九一七年夏天」。一開始四處流傳的,只是手寫的稿件,而且「自從普希金以降,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光憑手寫稿就」獲得如此普遍的歡迎。

因為革命的動盪,以及隨後內戰造成的民不聊生,導致缺紙而讓文學出版整個停擺,直到一九二二年才又有書籍出現:此時維諾葛拉德早已離開帕斯特納克的人生,他終於在藝術家葉夫根妮亞.盧里耶(Yevgenia Lurye)身上找到愛。